浮生记

培养人才的，只能叫工厂；

培养人的，叫学校；

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和良好的氛围，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来熏陶，让人自发的成长起来的，才能称之为大学。

很不幸，从这个定义来说，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有的只是大批的工厂和少量的学校。

中国的大学受政治影响太深，受官僚体制压迫太重，无法获得比较独立的地位，是以在下坡的路上越走越远。

偌大一个中国，只有少数几所大学能撑得住门面，而这几所大学，都得益于其特殊的地位。

清华和北大，凭借在中国几乎超然的地位和雄厚的支持，加上殷实的家底，勉强可以称作半个大学。

中科大则部分得益于其对政治的不敏感。

政府喊着要扩招，中科大岿然不动，每年只收一千多学生；教育部要各高校迎评，中科大什么也没做，进行“原生态迎评”。最后得了优是意料之中——迎评一百多所大学百分之七十都得优已使得这个荣誉称不上是荣誉了；但没有得全优也在意料之中——他们不懂得巴结所谓的“评估小组女秘书”。

科大校长朱清时说：“我在科大做校长这十年来，对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 “这就是中科大的教学和科研最近这几年一下子在国内显得比较突出的原因。”

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抗得住压力。所以科大才能一直保持自己的特色，可以自豪的说每一千个学生就有出一个院士。

美国承认中国很多大学的学位，但承认学分的只有四所：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也从侧面证明了科大的地位。复旦我不熟悉，但我想他能在此列，自然有它的理由。

另外一个值得说的大学，就是浙大。有些人说它是依靠合并才挤在高校的前列的，或许这是一个原因，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中国大学的主要弊病是行政主导太严重，官僚体制压迫太大，但浙大相比其他高校来说，还是比较新的，它受官僚体制的影响不深，正如江浙一带灵活的重商清官思想一样，浙江地区的地方政府相比内地要灵活的多，这也在客观上影响了浙江大学。还是就是在地方雄厚的财力支持下，一大批海归精英的努力。这个学校的大部分教室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宽阔的视野使其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根植于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保守心理。

中国之大学，值得一提者，仅此五所而已。其余的大学没有达到此列并非它们自己的错，它们只不过是没有这些特殊的背景。

但我身在江城武汉，就顺带提一下自己所在之武大和同城的华科，两个月之前，我曾和一个华科的同学开玩笑说：“武大是一所不称职的学校，华科是一个很称职的工厂。”他笑着表示赞同。

虽是戏言，离实情亦不远矣！前者在追求一流的同时是像中国足球一样滑向三流，后者则保持中国人特有的理智和圆滑选择面对现实去解决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大家高喊着培养人才，我就跟着来；大家都关注大学生就业，我工科学生就业问题很好解决；政府喊着要扩招，我就扩招；政府喊着合并高校力争世界一流我就合校；至于大家再喊什么要培养大师云云，就只是附和一下而已，因为谁都知道不会有结果。

“培养”大师？

关于培养大师的问题，根本就是一个误区。

去年杨振宁回来时说中国20年之内就会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并预测会在数学系产生。不知他老是否有底，但随后就有人质疑说诺贝尔奖没有数学方面的奖项，在此我不强调这点，我也不知道已经年过八十的杨老能不能再活二十年来看他的话是否应验，就算杨老老当益壮真的做了百岁老翁我想也不会有人再拿这个问题刁难他，大家尽可把者当作满足国人虚荣心的笑话。

在中国教育方面，杨老是个外人，可能不大了解中国的现状，倒是局内的钱学森更有发言权。去年钱老97岁寿辰，温家宝总理亲自上门祝贺，并就当时热门的“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大师”这个问题咨询。钱老已年近百岁，诸事无需多虑，更不用关心自己的话可能惹来什么麻烦，所以很干脆的直言：“中国的大学出不了大师。”

一语道破天机！可怜之前我辈大众尚被蒙在鼓中，听一群所谓的专家学者熙熙攘攘争来吵去，原来真正的声音是不敢说出来、不愿说出来或者想说出来却没有发言权。“中国的大部分学者不是没有学问，而是没有良心。”只有真正有良心、有发言权又德高望重或置身事外不必担心自己利益如钱老者才能说几句大实话。在这个知识爆炸互联网如此便利的时代，要恢复对常识的言说有时却难如登天。

这里，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培养大师”这句话。

其实，真正的大师都不是被“培养”起来的，或者说大师是不能被“培养”的，“培养”尤其是中国式的“培养”对一个大师和可能成为大师的人来说是要不得的。

所谓“培养”，是要按照一道既定的工序，固定的方式来做，但大师都是独特的，是有棱有角的，不是一两个所谓“成功”的“培养方案”就可以造就的。培养更应该用到工厂里，用标准的工序大批量生产标准产品一样。但可悲的是，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高校的现状，执政者们不知从哪里的来了灵丹妙药的药方，就迫不及待的在我们这里试验。

精心的“培养”所得的最多不过是成片成片的高产水稻，永远也得不到精彩纷呈、物种丰富的热带雨林。可怜我们当代大学生就像这些水稻一样，被灌溉、插秧、除虫，然后洒上满身的农药进入市场。

这本以足够可悲，而更可悲者是，某些领导（在中国这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国家里，领导通常是起决定作用的）把产品的不合格的原因归结为施工不够严格，号召对大学生实行高中式的教育，甚至军事化管理。的的确确，他们是把大学当做一个工厂来看待了，高喊着要“培养……的人才”的口号。

或许我们应该高喊，自己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人才，但——我们的声音太小，我们没有发言权。

人才是强调了人的价值属性，在现在这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里，则主要是指一个人的商业价值，说的更明白更通俗一点，就是你值多少钱。这的确是所有当代大学生和大学校长们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就业的压力。在这个压力之下，各大高校都不得不加强了对大学生生活的干预，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教育，早检，晚检，晚上熄灯，课堂点名，网络限制，这些本不应该由他们考虑的问题都一个又一个的被他们考虑了。

由就业压力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就是大学生的进一步标准化，没错，就是商品大生产中的标准化。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工科院校，而工科研究严谨细致的学风特点也正好需要这些，所以在中国，工科院校是比综合性大学更受社会欢迎的。它们每年向社会输送大批的“人才”，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创造大师的机会。

这里有个疑问，就是在中国大部分综合性大学或偏于文科类大大学，如北大、复旦、武大、人大等，学风是相对自由的，就我自身体会而言，也确是如此，学生的自由度相当的大，受到的约束很少，那么为什么像这样的大学也出不了大师呢？

理由其实在前面已经说了一些了，官僚体制压迫，学术腐败，事实上并不自由的学风和思想，以及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重视。

有的人习惯于把所有因素归结于中国学生缺乏创新精神。我并不赞同。前段时间有个对全球各国学生创造力的评比，日本学生倒数第一，但日本高校照样培养出大批的大师，照样有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见此论点站不住脚。创新性不足或许是一个原因，但绝不是全部，而且这一点也很难改变。

大学受官僚体制的毒害太深，对外表示高校对政府的绝对服从——越是实力不强者越是如此，对内则是行政主导太严重。一个像武大这样的高校竟然存在着校、部、院、系、教研室五个等级，在科研上真正是创造性主体的教师是处于最底层的教研室之中的，他们受到上面五个等级的重重压力和行政指导，很难独立的进行学术研究。而教学上的主体的学生则是进一步被边缘化的群体，在一个强调创收、强调论文数量的氛围里，教学几乎沦为副业。武大有一个规定：正教授可以不代课！？而真正讲课的很多都是学识和经验缺乏的副教授和讲师，当然大部分教授也会给本科生讲讲课示意一下，但基本上都是几次课之后就换人，甚至让研究生代课的现象也公然盛行。这些都是官僚体制和行政主导的深层次影响。

其次是学术腐败,造假盛行。既然领导和老师都带头造假，那为什么我们学生不能造假，只要应付一下考试（事实上考试的难度已经一降再降），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学生天天翘课上网，学校出台各种措施如点名，夜间断电甚至早检等应付，但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措施，很难起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思想和学风不自由，学生会只不过是校团委下的一个附庸，无奈转而向文体艺术方向发展，对于学校的管理和各种学生利益，根本无权插手。学校把学生会和各种学生组织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管理之下，而仅仅给予微弱的经费支持。经过近二十年的消耗，学生会已经再无原本的色彩。归根结底一句话：在中国，学生没有发言权。

以上没有说的，就是当代大学生深层次追求的缺失，你现在问一个大学生他有什么理想，百分之七八十都答不上来，打出来的还这是时代的问题，文革把中国传统文化颠覆了，改革开放又把马论毛教颠覆了，中国知识界存在信仰真空，在务实和功利主义喧嚣的大环境下，大部分人所追求的只不过是在城市里有一立锥之地。生存成了一个目的而不是手段。有大部分是在做做样子，大家心里都是小富即安的心态。

标签：大学生就业调查, 大学生求职, 大学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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